而且這筆借貸可不便宜：平均攤販借錢的日利率是五％。

個性內斂的畫家，對此經歷記憶深刻，並永懷感恩之情。Photo Credit: 家屬收藏 【圖3】顏水龍，《妻子》，1942，油彩、畫布，60.5×50cm 在他們攜手同行的人生道路上，顏水龍繼續為妻子畫像，有用來鼓勵、安慰她的，晚年有幾幅是懷念老伴的。

文：顏娟英 前幾天，有位罕見的客人造訪我們偏僻的研究所，他滿臉笑容地表示，終於有機會來接女兒回家。對顏水龍而言，白色，不僅僅是白色顏料，而是純潔高雅的象徵。他說，女兒在園區上班，平常嫌路遠不回老家。許多藝術家本人或他們的母親為兒子考慮婚事時，就已經盤算著結婚對象除了賢妻良母的性格，最好也具有當模特兒的條件。Photo Credit: 東京國立博物館網站 【圖2】岸田劉生，《麗子微笑》，1921，44.2×36.4cm， 東京國立博物館收藏重要文化財產 小玟安靜地望著父親，從小父親常牽她的小手到博物館，樓上樓下轉著看畫展，她相信每件畫作都是畫家一步一腳印、辛勤耕耘的成果。

【圖3】她身穿自己設計，剪裁合身的白色深V字領上衣，優雅地襯托其鵝蛋形臉龐與纖細的長頸。父親常常扛著畫具與登山繩索外出數天旅行寫生，回來時一定攤開佔滿整個牆面的畫作，興奮地為她和母親解說高山上變化莫測的風雲、森林與陡峭的山稜線。導演在訪談中提到，公公、阿玲和偉倫三人都沒有血緣關係，卻有一種特殊的情緒在裡頭打滾。

要真正理解這個場景，我們必須回到歷史的脈絡中去。但到了1990年代初期，運動的勢頭即開始走向衰弱，電影呈現的是「華語」及華人傳統的儒家文化在新加坡漸趨疲軟以至於退居邊緣的困境。阿玲做夢醒來時，天降大雨，公公也叫不醒了。事實上，在結尾之前，女主角一直承受著多重的失落。

越界行為鬆動了傳統的五倫關係，而用寫有「禮義廉恥」的資料夾遮掩牽著的手，這個欲蓋彌彰的行為，暗示有一個更高位置、更強烈的「不倫」目光在審視著這段情感。當阿玲回應了這樣的要求、這樣的缺失，其行為就變成了「她愛著他」、「她關心他」的種種證明。

所以當偉倫問，「我哪裡錯了？」的時候，她沒有拒絕，絕對不是因為那是愛情，而是因為她也需要——不僅僅是原始衝動——她需要的是回到倫常角色的那麼一點點希望。齊澤克（Slavoj Žižek）提到過一種「要求之辯證」，當我們要求某個物品，最終目的並非用它滿足我們的需求，而是藉此確認他人對我們的態度，就像偉倫和阿玲彼此做的那樣。當時政治環境的大氣候，正處於「華語推廣運動」（1979-2005）時期。這些失落都和身份有關，且都是儒家所關切的問題：文化上的失落（中文專業的邊緣化）、政治上的失落（家鄉的政治抗爭）、倫常上的失落（無法成為倫理上稱職的母親、妻子、老師）。

阿玲或者公公也沒有成為偉倫學習的典範——如果他的偶像成龍所說的「男人都會犯的錯」不屬於某種典範的話。電影恰恰是通過呈現傳統價值破碎的樣貌，在實踐著一種懷舊式的、對於儒家文化永無復辟可能的嗟歎。（3）教育作為「社會政治改革的事業」（黃俊傑，2004）。而得不到孩子更加強了她的缺失感和焦慮感，我們能看到這個人物扮演的每個社會角色都不被肯定，她因此更加僵硬、不討喜、疲憊不堪且更加迫切地想要得到那個孩子。

這是她從來無法釋懷的地方，她被證明、被宣告自己無能成為一個母親和一個稱職的妻子，但意外懷孕讓她意識到：「原來一直以來，這都不是我的問題」——即使在所有傳統的倫常關係中，她的價值都被否認了，還是有一個無法被剝奪的、富有創造力和生命力的能力存在著——她還是有做一個母親的可能。之所以說熱帶雨與師生戀無關，除了女主角深受儒家倫常的影響之外，最主要是因為他們的關係並非愛情——性關係的發生也可能與愛情無關。

在普遍清冷的學校氣氛、繁忙焦躁的車道之中，偉倫和阿玲的關係與其它契約化的師生關係相比，顯得格外溫暖。（2）師生關係之走向契約化（黃俊傑，2004）。

英語語言的強勢背後帶有的逐利色彩，這承襲了陳哲藝此前作品裡對於資本主義文化的批評。偉倫始終把學習華文誤認為自己的「主體性」而非慾望。對於公公和阿玲，書法「笑」和公公所目睹的淚水呼應。文：楊聲輝 這部電影有這麼一場戲：在公車上，偉倫拉住女主角阿玲的手，阿玲則用一個印有「禮義廉恥」四字的資料夾壓住兩人交扣的掌心。「一件本只是用來滿足我們需求的尋常之物，一旦陷入了要求之辯證的陷阱，最終會導致慾望的形成。偉倫對於華文學習的「要求」，並非出於真正意義上對華文的喜愛，更多的是來自於一種缺失。

在文化上，阿玲所信奉的儒家傳統教育可以說是失敗的。作為一個在不同的社會角色中都感受到了強烈失落感的人，她在這樣的三人關係之中得到了拯救——當然這樣的特殊關係註定是短暫的、臨時的一種生命經驗。

到了結尾，雖然阿玲丟了工作，離了婚，也與偉倫分手了，但在最後一個鏡頭，她回到家鄉，看著陽光，為什麼她還能露出微笑？這是因為一直以來，丈夫都在用外遇的行為向她宣告：「生育無能不是我的問題，是妳的問題」。Photo Credit: TGHFF 「禮義廉恥」四字，指向的是儒家傳統核心價值——四維八德(「孝悌忠信禮義廉恥」)，一種秩序化的倫理綱常。

至於「社會政治改革的事業」，不只華語在新加坡呈現邊緣化的處境，家鄉馬來西亞的種族主義政治環境也顯得不可調和，電影還直接批判了現代教育的二大弊病：（1）因知識商品化而使學校日趨「異化」（alienation）。這個場面調度其實暗示了遠比我們想像得還要多的訊息。

我們能看到校長只在乎自己的升遷、上下級之間冷漠的關係。這個貫穿全片的「雨」的意象和榴蓮相似，代表著是一種具有熱帶氣候特徵的鄉愁。論者提到，儒家傳統的「教育」具有三項涵義：（1）教育作為「主體性的覺醒」。始終在把阿玲當做自己的「典範」而非缺席父母的替代品。

夜晚，雨水的影子打在那個「笑」字上面。Photo Credit: 好威映象 對女主角阿玲來說，他們三人形成的這種新的倫理關係，給了她很強的救贖感。

她以為：如果能夠生育，她可以成為一個真正的母親，可以避免家族聚會上因為不會抱孩子而引發的窘境，可以扮演好妻子的角色，然後拯救她的婚姻。她所希望的不過是做一個妻子、一個母親本來應該能做到的事情。

對於公公和偉倫，這背後的鏈接靠的是文化上的共同話語，通過武術、電視播放的武俠片以及公公在偉倫手臂上書寫漢字等等情節所組成。（2）教育作為「典範的學習」

導演在訪談中提到，公公、阿玲和偉倫三人都沒有血緣關係，卻有一種特殊的情緒在裡頭打滾。阿玲做夢醒來時，天降大雨，公公也叫不醒了。偉倫對於華文學習的「要求」，並非出於真正意義上對華文的喜愛，更多的是來自於一種缺失。這是她從來無法釋懷的地方，她被證明、被宣告自己無能成為一個母親和一個稱職的妻子，但意外懷孕讓她意識到：「原來一直以來，這都不是我的問題」——即使在所有傳統的倫常關係中，她的價值都被否認了，還是有一個無法被剝奪的、富有創造力和生命力的能力存在著——她還是有做一個母親的可能。

在文化上，阿玲所信奉的儒家傳統教育可以說是失敗的。而得不到孩子更加強了她的缺失感和焦慮感，我們能看到這個人物扮演的每個社會角色都不被肯定，她因此更加僵硬、不討喜、疲憊不堪且更加迫切地想要得到那個孩子。

這個貫穿全片的「雨」的意象和榴蓮相似，代表著是一種具有熱帶氣候特徵的鄉愁。齊澤克（Slavoj Žižek）提到過一種「要求之辯證」，當我們要求某個物品，最終目的並非用它滿足我們的需求，而是藉此確認他人對我們的態度，就像偉倫和阿玲彼此做的那樣。

要真正理解這個場景，我們必須回到歷史的脈絡中去。這些失落都和身份有關，且都是儒家所關切的問題：文化上的失落（中文專業的邊緣化）、政治上的失落（家鄉的政治抗爭）、倫常上的失落（無法成為倫理上稱職的母親、妻子、老師）。